最近，我在一家报社实习，并受命在该报的英文周刊《翻译秀》上主持一个专栏。该周刊的编辑委员会将在第一期报纸上发表一小段中文，热情的读者将把它翻译成英文并发送给该周刊。我的任务是选择两三个读者的翻译，指出他们的错误，然后给我自己修改。

报社的另一名实习生是美国人，他来中国学习中文。每次我写完这篇专栏，她都会帮我看一看。毕竟，英语是其他人的母语，所以我应该比自己更准确地选择错误的观点。有一次，她看了我翻译的一段，告诉我其中一段被不恰当地修改了。这段文字的中文意思是，一位祖父想带他的孙子出去放鞭炮，他说:“外面太热了，太吵了。我再也不能坐在房间里了。”前半句没什么可说的，但关键是后半句。我想把父亲和儿子被外面的鞭炮吸引出去的意思翻译成:“我们是鹰来加入。”向第三方表达爷爷渴望外出的心情。我对我的翻译很自豪，但是美国人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。她的理由是:爷爷说他可以放鞭炮，但他不能代表他的孙子说这些。因为我在这个句子中使用的单词是“ea？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词，爷爷的“渴望”并不意味着孙子一定是“渴望”，所以代表关系是非常武断的。我理解她的话的中心意思，那就是“你不能随便代表别人”。尽管她后来温和地说，“但这不是一个错误，充其量只是一个用词不当的说法。“但这对我来说是个打击。

当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的英语也不错，这就是我写作文时使用它的方式。后来，我去了国外，根本没有改变我的写作习惯。也许澳大利亚人很懒。他们从未指出我的这个问题，但美国人指出了。我曾经认为自己比同龄人更理性、更客观，但文化的力量如此普遍，以至于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影响。

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就觉得上级可以自由表达对下级的愿望，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。例如，官员可以在任何场合代表人民。当然，这一点没有错，毕竟，他们表达的基本上是大多数人的愿望。然而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，例如，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官员代表包括我在内的人们对一位客人表示“热烈欢迎”时，我不禁会想:这个受欢迎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他的个性和性格。也许我一点也不喜欢他，但是你们都欢迎我。即使我有意见，我也只能藏在心里。这种代表关系并不局限于官方场合，而是在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:领导代表员工，校长代表学生，家长代表孩子……人们已经习惯了，没有人想问，“你有权利代表我吗？”诚然，在许多场合，询问人们是否愿意被代表是没有必要和不可能的，但主要的问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已经默许了这种行为，并无意识地与它达成了妥协。当这种妥协成为群体认可的一种现象时，个人的声音将不可避免地被埋没，个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将在妥协中被忽略。

从表面上看，这位美国实习生只是纠正了我翻译中的一个错误，但事实上，她是在这样一个微妙的地方告诉我的:在许多情况下，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，甚至更重要，而且在文化概念和思维方式方面——非常小，但也足够令人震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