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所陌生的学校里，没有人知道我转校的原因，不是为了重点中学这个响当当的牌子，而仅仅是，我被我所在的镇中学劝退了。
劝退的原因很简朴，因我不服从班主任管束，屡屡逃学。我不服从管束的原因也很简朴，我被值班的体育老师“误”扣了三分，班主任为此拿不到当月的奖金，给我两条路：要么叫家长，要么把扣分要返来。
16岁年少的倔强维系着一份小小的自尊，也维系着因自尊而生出的叛逆，结果，我选择了第三条路。
为转学，父母高人一等总算“功德圆满”，一贯以驴脾气著称的父亲(father)送我去新学校时，拍拍我的头，说，精神点臭小子。看着他硬朗的背影，我笑了：放心吧，我现在的个头都比你高半头了。
但从那以后，我对教师这个职业心存冲突。来到新学校，看到一张张陌生的脸，转头看身后，那一年一个人逃学在外的种种，是大片大片的阴影，搁在心里怎么也挥不去。自此，我学会了沉默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学会了拿笔倾诉，看各种杂志，写自己也看不懂的朦胧诗。就这样过了高二。
高三镇静的冲刺，同学们如箭在弦上，我仍沉浸在那些朦胧诗中自得其乐。父亲对我选择文科大惑不解，因为初中时，我的理科成绩在全市频频竞赛中都是名列前茅，而且我的几个姑姑都是理科大学毕业。其实，只有我知道，不学理科是因为高一班主任是教化学的。父亲没办法，只好退一步，要我一定考上师范，因为文化大反动的到来，使他的园丁梦破灭了。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帮他完成夙愿。
我想，我注定会让父亲失望的。
就在我想改变对“老师”的成见，好勤学习时，命运用同一种方式再次戏弄了我，我竟又一次被老师冤枉了。那天正午，同学们都会在宿舍里歇息，我在教室里整理手头上的诗稿，因为刚刚看到《女友》杂志上的诗歌大赛，心就蠢蠢欲动了。
快忙完的时候，余光里，我看到教室窗口一个头影，一闪而过。等到下午快放学时，教导主任找我，去了，看见班主任铁青着脸一言不发。一会儿他们就开腔了，问我正午在教室干什么。语气里充满了生气，原来，班里有同学丢了50元钱。
我顿时急了，竟脱口而出：我就是去抢也不会偷的，做小偷很丢人。教导主任气急败坏：你这是什么心态，抢劫有理了？
直到晚上7点，我仍被他们盘问个不休，最终教导主任说：你要是真的偷了，认个错也就了结了，要不校方通知派出所对谁都不好。
我拍着桌子说：我没偷，天皇老子来问我，我的回答仍然是：我、没、偷！
一晚没合眼，怨气满腹。次日上午课休时，明发急匆匆地把我拉到操场边，通知我教导主任找过他。我没有说什么，他骄傲地说，咱哥们怎么会做小偷小摸的事，我当场就没给那鸟主任好脸色。明发几句粗话，竟给了我许多安慰。正午吃饭时，另一个死党郭子竟暗箭伤人地问了一些事儿，最终才说教导主任找过他。连最好的朋友都不敢直截了当地通知我，校方因嫌疑我偷钱的事找过他，别的同学还不知怎么想呢。再回到教室，看每个同学的眼光都怪怪的，好频频，我差点走上讲台大声宣布：我不是小偷！郭子的作法，让我感到心灰意冷，仿佛全世界每个人都会在耻笑我调侃我远离我……
这件事校方最终不了了之了，但余下的几个月，明发和郭子一向陪着我“明察暗访”，想揪出真正的“小偷”。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天正午，从窗口一闪而过的人影。我想，纵然不是他偷的，也是他向老师打了小报告，我就想揪出他揍他一顿。那段时间我们都快成为福尔摩斯，特别是郭子，其实，他也只是不善于表达，但心里他对我是信赖的。
之后想想，那个同学丢了50元钱，而我丢的，却是庄严，再也找不到了。
从此，怅恨老师，发誓不与做老师的人打交道。也许苍天喜弄人，去拿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傍晚，我的心一片一片地碎开了，“烟台师范学院”几个字，像刀，在我的心上剜了又剜。那年高考，第一自愿不录取的话，就会自动转到师范类的院校，记得填自愿时在师范类学院的表格里，我空着，班主任找过我频频，我就填上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就是考上了师范，我也不会去的。
握着通知书，1分钟后我走出办公室，在门口，我绝不犹豫地把通知书撕得粉碎，然后，往身后一扔……
从那一年到现在，8年了，谁也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傍晚，一个轻狂的少年，用一种也许谁也不理解的方式，找回了丢过的庄严。那庄严在别人看来，也许分文不值，在我，却是无比高贵。事先撕掉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不想对与错，就像现在，我也不去想究竟是谁冤枉了我，因为，我知道，有一个永远冤枉不了的词，叫成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