聂帅与林彪同事的摩擦

作者/武更斌

聂荣臻和林彪，先是师生再是同事，后是上下级，最终成为对头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恩恩怨怨数十载，其间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……

第一次冲突

1930年初，聂荣臻任中国共产党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，同年5月到达上海，在中心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，自动向各反动根据地提供军事儿报，及时了解敌情，保卫党中心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，营救被捕同志，镇压叛徒、特务。1931年，聂荣臻调到中心军委任参谋长，先后在香港、天津、上海等地保持秘密斗争。

1931年12月，负责中心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以后，上海的白色恐怖日渐严重。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，前往江西中心反动根据地。他先前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、第一军团政治委员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心执行委员。

1932年4月11日，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、师政委以上干部聚会会议，布置了攻打漳州市的打算。4月20日，我军占领漳州城，百姓党49师大部被歼。

在漳州，聂荣臻与林彪发生了同事中的第一次冲突。事先，为了进行下一步的战斗预备，“筹款子”成为部队一项主要义务。漳州是闻名侨乡，红军部队纪律的优劣，执行政策怎样，影响很大。因此，聂荣臻在部队入城之前就告诫部队：“这次进城，对我们的纪律、政策看法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，大家要特别注意。筹款要筹，纪律更要执行。”还统一颁发了“人城许可证”，没有拿到许可证的官兵不得入城。

部队人城后，总体纪律是良好的。部队有条不紊地进行发动群众打土豪、扩兵筹粮筹款。然而，不兴奋的事儿依然发生了，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，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乱。一天，聂荣臻在街上看到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抽打一些商人，这些人光着身子，身上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。

聂荣臻为了阻止这些违反政策、脱离群众的做法，愤然找到军团长林彪说：“林彪同志，在红军里怎么采取这种手段呢？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，给予一定惩戒是需要的，怎么能把他们弄到大街上拷打呢？这样不仅得不到普通市民的同情，连工人农民也不会拥护，政治影响很坏，这可是干系到这片新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呀！”

林彪突然之间之间之间反问：“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钱？政委同志，没钱就不能打仗。”

“钱，我们当然要，但我们不光要钱，还要政治。我们是红军，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，筹的钱再多，也是毫无意义的。”聂荣臻严厉地说。

经过争论，林彪不再吭声，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有所收敛。部队经过教育，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。多年过后，聂荣臻举这个例子说：“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，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依然兼听则明的。”

为张国焘而战

1935年5月，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委，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路，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，抢占安顺场，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，接着率红一师、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，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，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二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。6月中旬，他率红一师翻越夹金山，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。

下旬，在列席两河口中心政治局聚会会议上，聂荣臻拥护中心关于北上创建川陕甘反动根据地的方针，果断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运动。

6月26日两河口聚会会议后，张国焘企图破坏一、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，预备把聂荣臻和林彪调离一军团，聂荣臻到31军去当政委，林彪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。

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，聂荣臻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党性原则。于是，他告诫林彪，我们要注意，张国焘想把我们“吃掉”。

林彪对张国焘的分裂运动却有自己的立场。他突然之间之间之间板起脸来说：“荣臻同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搞宗派主义。”

聂荣臻说：“张国焘和中心的思想一贯不一致，我们应该时时小心。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，这是路线问题。”

一提到“路线”这个敏感的词语，林彪心头“突”地冒上一股无名火，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“什么路线问题，你说他路线不对，那么，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？我们才几个人？一方面军才有2万多，他有8万多。”

聂荣臻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，“人多就正确吗？蒋介石的人更多呢，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？”

聂荣臻同志的看法最终终于得到了事实的证明。

摘自《胜因：毛泽东靠什么统一大陆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