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慈善为何能致富

晚清小说《政界现形记》第34、35回通过阎二先生之口，描摹了乡绅申大先生的家属做善事发家的简史：申大先生的太太老伯起初只是开了个小馆子，一年不过赚十来吊钱。之后乡里选举他做了乡董，他开始到处募捐，广行善事，甚至连尼姑庵的钱都能募捐来，到他死的时候，已积攒下几百吊钱。他太老伯在世期间，适逢山东、河南河流接连决口，地方上知道他家是做慈善的，凡有赈捐，一概由他家经手，等他去世时，庄上的银子已经存了好几十万两了……待传到申大先生手里时，除场面更大之外，申大先生还做了大官。

而据申大先生的老伯自述，善事是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好买卖：“自从做了善事，到我手里，现在房子也有了，田地也有了，官也有了，伺候的人也有了。”

申大先生及其祖辈的赈灾事业，名为劝捐，实不无逼捐嫌疑。捐册上的名字，阎二先生教训王慕善时说得晓畅：“一个（名字）要有几百万银子的重重的。你自问你有这个肩膀担得起这个重重的吗？”但劝捐也同做官一样，要有资格。人微言轻的王慕善莽撞闯人劝捐行业，三天内送掉三百多份捐册，只募得一百八十几块洋钱，都是些零星碎户。而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门，坐在家里便募得十几万块。究其根源，乃是申大先生有官方背景，人们向其代言的赈灾业务大笔捐款，可能得到丰厚回报――先人、自己或子弟得到封典，甚至自己直接候缺补官。

官员在赈济事业中，也各怀肚肠，莫不想从中得利。当阎二先生等人的赈济事业遭遇山西抚台的阻挠之时，广有韬略的何师爷分析说，一定是抚台自己想得利益，因为眼下逃的逃，死的死，十里八乡一点人烟都没有。

为更有效筹款，何师爷想出妙计，将劝捐变为报效――他们挂起“奉旨设立报效山西赈捐总局”的牌子，何师爷也让手下人改称他“老爷”，靠着山西巡抚的虚火，天天拜客，竭力同人拉拢。有人请酒，一概亲到。如此应酬三个月下来，居然筹到三十多万两银子，他报了个六七成上去，自己拿了三四成。至于山西巡抚得了这笔银子，究竟拿去做了什么，是否有一文用到百姓身上，则不得而知。

何师爷自办此善事，别开生路，与申大善士一帮旗鼓相当，彼此不相上下。又过些时，何师爷私自打电报，托山西巡抚于赈捐案内保举两人，从同知一向保到道台，又加了二品顶戴。他从此摇摇摆摆，每逢政界有事，竟充作大人物，简直可说是“民间组织部长”了。而这所有，均拜“做善事”所赐。

申大先生和何师爷等，不过是借慈善起家的小角色，更有人借慈善成一代巨头。比如晚清闻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，依靠善举，不但为其老母亲赚来正一品的封典，也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级限制，得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，与封疆大员们眉来眼去，还获御赐黄马褂。

胡雪岩们之所以可以通过做善事而平步青云，主因还在于慈善事业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这是由晚清的怪诞政治制度催生的，这种制度使得民间社会在扭曲变形过后，就与国家分不大清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