阉人五侯掌权以后，跟梁冀一样任性妄为。他们把持朝政，卖官卖爵，从朝廷到全国郡县，都有他们的亲信，搞得社会阴郁不堪。
事先有一批士族地主出身的官员，不满阉人掌权，主张改革朝政，罢斥阉人；另有一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，因为社会腐败，找不到出路，也要求改革。他们指斥朝政，对掌权的阉人和附和阉人的人，深恶痛绝。
公元１６５年，陈蕃做了太尉，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，这两个人都是不满阉人的。太学生都拥护他们，把他们看作是模范人物。
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，有人告发阉人张让的兄弟、野王（今河南沁阳县）县令张朔贪污勒索。李膺要查办张朔。张朔逃到洛阳，躲进他哥哥家里。李膺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搜查，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，把他逮走。张让赶快托人去求情，李膺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，把张朔杀了。
张让气得什么似的，马上向汉桓帝哭诉。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，都没有难为李膺。
这一来，李膺的名气就更大了。一些读书人都希望能见见李膺，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见，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，称做“登龙门”。
第二年，有一个和阉人来往密切的方士（搞迷信运动的人）张成，从阉人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，就纵容他的儿子杀人。李膺马上把杀人凶手逮捕起来，预备法办。
第二天，大赦令下来，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：“诏书下来了，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。”
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，李膺更加冒火。他说：“张成预先知道大赦，故意教儿子杀人，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。”
说完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。
张成哪儿肯罢休，他要阉人侯览、张让替他报仇。他们商量了一个鬼念头，叫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了一状，诬告李膺和太学生、名士结成一党，诋毁朝廷，败坏习俗。
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，就下命令逮捕党人。除了李膺之外，另有杜密、陈寔和范滂等二百多人，都被他们写进党人的黑名单。朝廷出了赏格，通令各地，非要把这些人抓到不可。
杜密像李膺一样，也是敢于跟掌权的阉人作对的官员。两个人的名望差不多，人们把他们联在一路，称为“李、杜”。
李膺下了监狱，杜密当然也逃不了。
陈寔本来是个太学生，因为有名望，也被划到党人名单里去。有人劝他逃走。陈寔并不畏惧，说：“我逃了，别人怎么办？我进了狱，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。”他说着，就上京城，自己投案，进了监狱。
范滂也跟陈寔一样，挺着腰板进了监狱。
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，各郡的官员都把跟党人有牵连的人报上去，多的有几百个。只有青州平原相（相，相当于郡的太守）史弼没报。
朝廷的诏书接连下来催逼他，青州还派了一个官员亲自到平原去查问。
那个官员把史弼找去，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的名单。史弼说：“我们这里没有党人，叫我报什么？”
那官员把脸一沉说：“青州下面有六个郡，五个郡都有党人，怎么平原偏偏会没有？”
史弼回答说：“各地的水土习俗不一样。别的地方有党人，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？”
那官员被他反驳得瞠目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
史弼又说：“你一定要冤枉大暴徒，那么，平原家家户户都有党人。我情愿死，要我报党人，我可一个也说不上来。”
那官员拿他没有办法，就胡乱把平原的官员收在监狱里，回报朝廷。
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，阉人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。他们的头颈、手、脚都被上了刑具，叫做“三木”，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地拷打，就这样关了一年多。
第二年，有一个颍川人贾彪，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。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(father)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。
李膺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，他故意招出了好些阉人的子弟，说他们也是党人。阉人这才畏惧了，对汉桓帝说：
“现在天时不正常，应当大赦天下了。”
汉桓帝对阉人是唯命是听的，就宣布大赦，把两百多名党人一切释放。
这批党人虽然释放，但是阉人不许他们留在京城，打发他们一律回老家，而且把他们的名字通报各地，罚他们一辈子不得做官。历史上叫做“党锢”（“锢”就是禁锢的意思）事件。
不久，汉桓帝死了。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，从皇族中找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刘宏承当皇位，就是之后腐败出了名的汉灵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