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安上小学第一天，我和他手牵着手，穿过好几条街，到维多利亚小学。九月初，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树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，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，越出了树篱，时常，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。
　　许多许多的孩子，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。小小的手，圈在爸爸的、妈妈的手心里，怯怯的眼光，打量着四周。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，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：一件事儿的结束，永远是另一件事儿的开启。
　　铃声一响，顿时人影错杂，奔往不同的方向，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——就像是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，你依旧能够正确听出自己的孩子在哪一个位置。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，但是他不断地转头，像是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，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。
　　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逝在门里。
　　十六岁，他到美国做互换生一年。我送他到机场。告别时，照例拥抱，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，像是抱住了长颈鹿(giraffe)的腿。他很显明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。
　　他在长长的队列里，等候护照检验；我就站在外面，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。终于轮到他，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，然后拿回护照，闪入一扇门，倏乎不见。
　　我一向在等候，等候他消逝前的转头一瞥。但是他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
　　现在他二十一岁，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。但纵然是同路，他也不愿搭我的车。纵然同车，他戴上耳机──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，是一扇紧闭的门。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，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：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，眼睛望向灰色的海；我只能想象，他的心里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，但是，我进不去。一会儿公车来了，挡住了他的身影。车子开走，一条空荡荡的街，只立着一只邮筒。
　　我慢慢地意识到，我的落寞，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。
　　博士学位读完过后，我回台湾教书。到大学报到第一天，父亲(father)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长途小货车送我。到了我才发觉，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，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。卸下来行李过后，他爬回车内，预备回去，明明启动了引擎，却又摇下车窗，头伸出来说：“闺女(daughter)，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，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。”
　　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，然后噗噗地驶出巷口，留下一团黑烟。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，我还站在那里，一只皮箱旁。
　　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，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。推着他的轮椅散步，他的头低垂到胸口。有一次，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，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，裙子也沾上了粪便，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。护士接过他的轮椅，我拎起皮包，看着轮椅的背影，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，然后没入门后。
　　我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。
　　火葬场的炉门前，棺木是一只巨大而重重的的抽屉，徐徐往前滑行。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，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。雨丝被风吹斜，飘进长廊内。我掠开被雨湿了的前额头发，深深、深深地凝望，希望记得这最终一次的目送。
　　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是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巷子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逝在巷子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通知你：不必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