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拉奇被称为“国际政治采访之母”,她这样看待爱情:“事业是可爱的,爱情是可笑的。”直到43岁那年,她在一次采访中碰到希腊抵抗运动领袖亚历山大•帕纳古里斯。

　　 帕纳古里斯34岁,脸上有疤,目光灼热,并不矮小,却结实有力。他手捧玫瑰花,前来接受法拉奇的采访。法拉奇问他:“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?”帕纳古里斯做了回答,但法拉奇说:“人应该像你那样。”

　　 毫无意外,这两个灵魂里有电和火的人开始同居。她甘冒生命之险帮他转移,帮他筹款以竞选议员,但他对生活琐事满怀怨愤,不屑于减缓自己的困窘。他曾要她送自己一辆小汽车,要她一小时内预备好一艘游艇。他听到法拉奇有身的新闻后,先是沉默,然后用嘶哑的声音和法拉奇商议,按照AA制分摊打胎的费用。最终的结果是,在一次争执中,帕纳古里斯踢了法拉奇的肚子一脚,导致胎儿流产。这次流产,让法拉奇写下了闻名的《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》。但是,她始终和他在一路。

　　 这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战士之爱。她晓畅他的伟大与猥琐,愿意以灵魂去拥抱他的灵魂。

　　 1976年5月1日,帕纳古里斯在一场有预谋的车祸中死亡,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　　 那时,法拉奇依靠每日60根香烟度过艰巨时期,并开始写一本以帕纳古里斯为主人公的纪实小说。三年多后,这本四十多万字的书出版,题为《须眉汉》,也有译者将它译作《人》。

　　 晚年的法拉奇在政治态度上变得保守,但战士作风始终没变。在最终那次乳腺癌手术中,她保持要看从自己身上切除的肿瘤组织,并大声咒骂它。

　　 2006年9月17日,她死了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某处,一定有两道飒飒电光,以忽而碰触忽而迸开的姿态,走向宇宙深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