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。5岁的时候，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巨的岁月。生活留给我最初的影象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，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白色的棒槌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，捶打野菜的情景。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，溅到母亲的胸前，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。那棒槌敲打野菜收回的声音，沉闷而潮湿，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。

　　这是一个有声音、有颜色、有气味的画面，是我人生影象的起点，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。我用耳朵、鼻子、眼睛、身体来把握生活，来感受事物。储存在我脑海里的影象，都是这样的有声音、有颜色、有气味、有形状的立体影象，活生生的综合性个人形象。这种感受生活和影象事物的方式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。这个影象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，愁容满面的母亲，在辛苦地劳作时，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！事先，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，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，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。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，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，这一细节，直到明天，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。

　　我母亲没读过书，不熟悉文字，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，真是难以尽述。战争、饥饿、疾病，在那样的苦难中，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，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大肠告小肠、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？我在母亲生前，一向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，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。有一段时间，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，我无缘无故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感。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巨的时候，父亲(father)被人诬陷，家里存粮无多，母亲旧病复发，无钱医治。我总是担忧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。每当我下工返来时，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，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，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有一次下工返来已是傍晚，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唤招呼，我赶忙跑到牛栏、磨房、厕所里去寻找，都没有母亲的踪影。我感到最可怕的事儿发生了，不由得大声哭起来。这时，母亲从外边走了出去。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，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。她追问我为什么哭。我暗昧其词，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。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，她对我说：“孩子，放心吧，阎王爷不叫，我是不会去的！”

　　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，但使我陡然得到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。多少年后，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，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，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。活下去，无论多么艰巨也要活下去！现在，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，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，将永远伴伴伴随着我，激励着我。

　　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：重炮轰击后，滔滔的硝烟尚未散去，一个面容憔悴、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，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。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。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，她高高地举起拳头，嗓音嘶哑但异常刚强地说：“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，纵然吃这里的沙土，我们也能活下去！”

　　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，女人、母亲、土地、生命，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，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，这种纵然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，正是人类历尽灾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。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敬，也正是文学的灵魂。

　　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庄严的情景，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，一群孩子围着学狗叫。谁学得最像，豆饼就犒赏给谁。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。大家都学得很像。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在眼里，回家后，他严厉地指斥了我。爷爷也严厉地指斥了我，他对我说：“嘴巴就是一个过道，无论是山珍海味，依然草根树皮，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，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？人应该有骨气！”他们的话，事先并不能说服我，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！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庄严，这是人的庄严，也是人的风姿。人，不能像狗一样在世。

　　我的母亲教育我，人要忍受苦难，不屈不挠地活下去；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庄严地在世。他们的教育，尽管我事先并不能很好地理解，但也使我得到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代价标准。

　　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，使我熟悉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，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。许多年后，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，这些体验，就成为我的宝贵资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