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时，封建经济繁荣，国势强大，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。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，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，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（有一次仅达百济），还有一次是派到唐朝的”迎入唐使”（赴唐的日使，久未归国，派使团前往迎接），两次是”送唐客使”（送回唐朝的专使）。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，还有留学僧，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。

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，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。

鉴真俗姓淳于，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（公元688年），逝于唐代宗宝应二年（公元763年）。他是扬州江阳县（今江苏省扬州）人，14岁时进扬州大云寺，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。在名师的指引下，鉴真的学业突飞猛进。三年后，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龙兴寺学戒律，并受”菩萨戒”。唐中宗景龙元年（公元707年）他云游四方求学，到过洛阳、长安。景龙二年，他20岁时，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，他受了”具足戒”。此后，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，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。733年，他被誉为江淮一带的授戒大师，在佛徒中的地位很高，成为一方的宗首。

唐玄宗开元元年（公元713年），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，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，这时，他已是学识渊博、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。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，多达33000多卷，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80多所，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。

开元二十一年（公元733年）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。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、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，约请鉴真东渡。唐玄宗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冬十月，荣睿、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，表达日本仰慕之意，并说：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，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，请”大和上东游兴化”。鉴真问寺内诸僧，有谁愿意应此远请。众僧默然。良久，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：”彼国太远，生命难存，沧海淼漫，百无一至。人生难得，中国难生，进修未备，道果未克，是故众僧缄默。”鉴真听后说：”为法事也（为了宏法传道），何惜身命！诸人不去，我即去也。”鉴真去意已定，从此，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。

第一次东渡日本，鉴真和弟子祥彦等21人从扬州出发，因受到官厅干涉而失败。第二次东渡他买了军船，采办了不少佛像、佛具、经疏、药品、香料等，随行的弟子和技术人员达85人之多。可是船出长江口，就受风击破损，不得不返航修理。

第三次出海，航行到舟山海面又因触礁而告失败。

公元744年，鉴真准备由福州出海，可是在前往温州途中被官厅追及，强制回扬州，第四次东渡又没有成功。

748年6月27日，鉴真进行第五次东渡，他从扬州出发，在舟山群岛停泊三个月后横渡东海时又遇到台风，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，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。在辗转返回扬州途中，弟子祥彦和日本学僧荣睿相继去世，鉴真本人也因长途跋涉，暑热染病，双目失明。

唐天宝十二年（公元753年）十月十五日，日本第10次遣唐使归国前夕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、副使吉备真备、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、历任唐光禄大夫、御史中丞、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（汉名晁衡）等也准备回国，他们同到扬州延光寺参谒鉴真。藤原大使说：”早闻大和尚曾五次东渡日本欲去传教，今日得见，万分荣幸，若大和尚仍有此愿，弟子等有船四艘返日，应用物品俱备，不知肯同行否？”鉴真虽已66岁高龄，且双目失明，但为了传教授戒，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及文化交流，便应允了日方恳请。

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传开后，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，严密防范。这时正好鉴真弟子仁干从婺州（今浙江金华市）来扬州，密知师父将要远行，遂暗中约定由他备船在江头接候。十月二十九日晚，鉴真及弟子工匠等24人从扬州龙兴寺潜行至江头，迅即登船启程，出大运河入长江，直趋苏州黄泗浦（今江苏省常熟县黄泗，即黄歇浦）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。